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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早牵儿子手上学经过崇福寺!寺口屏风上书‘松湾古地“感觉古风!诗意!有意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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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自 清胧(极北之地,斯堪的纳维亚的冷风~)
从周朝开始,基层政权单位即有乡、里、市之设。
清·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周礼司徒所属乡大夫、里宰司、市厘人诸官类,以辨民数之虚盈,而审其财蓄之聚耗。抚之版籍,富庶为先也。泉自宋初,始分乡、里,元、明以来复有坊、隅、都、甲之制。或异名而同实,或统属而分并。年岁丰凶、兵役动定,增之减之,之所不能无耳。”
清·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亦载:“周官体国经野,近设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、达,立邻、里、酂、鄙、县,遂举闾阎、耕桑、畜牧、士女、工贾休戚,利病可考,而如今之坊、隅、都、甲亦犹是也。而官府经历必立铺递,以计行程而通声教。都里制,宋、元各异,明如元。国朝间有增改,铺递则无或殊。守土者,由铺递而周知都里、稽其版籍、察其隆替、除其莠而安其良,俾各得其隐愿。则治教礼政刑事之施……”。
宋——保甲制与厢坊制
“乡”在秦、汉时代即已成为惯用单位名词,级别为今之大村、乡镇。据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泉自宋初,始分乡、里。”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载:“本县(晋江县)宋分五乡,统二十三里。”
北宋·熙宁二年(1069年)以后王安石的改革,包括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经济等方面,其中的“保甲法”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保甲法规定10家为保,50家为大保,500为都保。“保”基本上属于地方性的公共治安和准军事(民兵)保护组织,也扮演维持地方道德伦理秩序的角色。“甲”则是乡村敛收青苗和收纳租税的单位。保、甲均设有不固定的领导职位。
但是,由于泉州基层社会的控制相对薄弱,并让位于商业贸易做要求的宽松的人员流动环境,泉州并没有建立严格的保甲制度,而只设立松散的社区管理制度。在城外乡村地区设立“五乡”,在城区依方位设“厢”与“坊”。
据杨宽对北宋“厢坊制”的研究,“厢”与“坊”都是基层行政单位,“厢”设有官吏(低于县),负责户籍、街道管理等;一坊约有千户以上人口,不设官吏。(杨宽: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)
金、元——都、社(图)、隅
据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泉自宋初,始分乡、里,元、明以来复有坊、隅、都、甲之制。或异名而同实,或统属而分并。年岁丰凶、兵役动定,增之减之,之所不能无耳。”
金、元两朝均延袭了乡的制度,在乡之下设“社”(一社50家),其功能结合了保甲制和乡约制的主要内容。元朝在一些地方(尤其是需要军队卫戍之处)改乡为“都”、改社为“图”,强化了基层组织的军事性,但在其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,类似于保甲、乡约制的乡村制打破了元帝国的种族分化格局,成为制约民间社会的主要工具。(参见《泉州乡约》)
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载:“本县(晋江县)宋分五乡,统二十三里。元分在城为三隅,(乡村)改为四十七都,共统五图各十甲。”
“隅”以下也设一定的基层管理单位,然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无法控制当地市民。一些巨姓大族(如蒲寿庚家族)在商业和政治上权利都很大,竟能把整个街区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,把街区所设的社区大门改成私家宅院之门(陈垂成、林胜利:泉州旧铺境稽略.泉州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、泉州道教文化研究会,1990)。
明、清——铺境制
明清时期,泉州城市城外乡一级设“都”,“都”下统数“图”,“图”下设“甲”。
明代的乡村基层组织更明确地因袭宋的制度,在社会较不稳定的地区实行严格的军事化保甲制度,强化其户籍管理和联防训练。在一般地区因袭元朝的“社”制度,提倡“乡约”、社学、社仓制度。清代,保甲制改为村甲制,10家设1甲,百甲设一总甲,功能与保甲制、乡社制没有大的差别。
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载:“顺治年间,迁滨海居民如内地,图甲稍减。康熙十九年(1680年),复旧。三十五年(1696年),令民归宗,遂有虚甲,其外籍未编入之户,更立官甲、附甲、寄甲诸名目。后增场一图,有立僧家分于一图。共一百三十七图。”
经由类似于保甲制度建构起来的“铺境”体系,作为城市基层政权单位和行政区划,元代以后在泉州城内就确立起来了,明、清时期得到很大发展,从而泉州城区改造成了相对宋、元显得十分封闭的空间。
同时,泉州城厢及附郭各铺、境的宫庙(供奉铺主公、境主公),在确立铺境时也开始发育,至明代后期已经相当完整而活跃,清代初期达到极度发达而系统化。
泉州城内以城墙为基本范围,城下设“隅”,“隅”下设“铺”,“铺”下设“境”,民间简称为“铺境”。“元分在城为三隅……国朝(清)增在城北隅,为四隅”(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)。
道光《晋江县志·卷21·铺递志》载:
“城中及附城四隅十六图。旧志载三十六铺,今增二铺,合为三十八铺;
“东隅统图四(内中华、行春、衮绣、胜果,外驿路,共五铺);
“西隅统图四(明统图十,内清平、文锦、曾井、奉圣、铁炉、三朝、万厚、华仕、节孝,外锦墩,共十铺);
“南隅统图四(明统图三,内阳义、崇名、大门、溪亭、登贤、集贤、三教、宽仁、惠义、胜得、普济、育才,外浯渡、聚津,共十五铺);
“北隅统图四(国朝增,内云山、萼辉、清源、盛贤,外泉山,共五铺);
“又新门外(柳通铺)、水门外(慈济铺)、涂门外(新溪铺)。
“城内三十铺,附城外八铺所统乡街(驿路铺、锦墩铺、浯渡铺、聚津铺、泉山铺、柳通铺、慈济铺、新溪铺)。
“城外分四十七都,一百一十九图,一千六百余乡。”
铺境的功能,根据前述引文,可知:
乾隆《泉州府志》界定三项:①“辨民数之虚盈”;②“审其财蓄之聚耗”;③反映“年岁丰凶,兵役动定”。
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界定六项:①考“闾阎、耕桑、畜牧、士女、工贾休戚”之“利病”;②“立铺递,以计行程而通声教”;③“稽其版籍”;④“察其隆替”;⑤“除其莠而安其良,俾各得其隐愿”;⑥为“治教礼政刑事之施”。
可见当时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已极度发展,服务于一个正统化地方城市的维持,与宋、元时期宽松的“厢坊”和“三隅”制度已相去甚远。
泉州城区与附郭旧铺境稽略
陈垂成、林胜利《泉州旧铺境稽略》(泉州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、泉州道教文化研究会,1990)对明后期至清代的泉州城厢铺境及其宫庙、祀神作过系统性调查,比较清楚的有三十六铺合九十四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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